1958年，张治中、郭沫若因“长沙焚城”发生笔战，最终郭沫若道歉
当天晚上，张治中因事务繁忙，直到凌晨才得以休息。然而，未等他入睡，副官便来报：“城内已发生火灾。”张治中惊醒，急忙派人查看，发现长沙市内已有三四处起火。火势迅速蔓延，通讯也逐渐中断。经过一番调查，张治中才得知，原来是警备司令部与警察局误传日军已近，便草率地开始放火。但实际上，日军距离长沙仍有两百多里，长沙外围还驻扎着10万国民党军队，情况远未达到焚城的程度。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仅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还导致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局势更加紧张。尽管张治中并非纵火的直接责任人，但作为省主席，他依然无法推卸责任。蒋介石因此亲自飞抵长沙处理此事。警备司令与警察局等主要负责人被枪决，张治中则被免职，但保留职务。令人更加痛心的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的住处也受到波及，周恩来一度险些丧命于火灾之中。
“长沙焚城”事件对张治中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大火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那些无辜生命的丧失令他内心十分自责。火灾后的长时间里，张治中的情绪低落，深陷于对这一事件的愧疚之中。随着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关系愈发紧张，张治中对这种局势感到无奈，于是主动请求调任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远离战场和政治斗争。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屡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前往北京与共产党进行谈判。那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李宗仁希望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然而共产党的立场截然不同，谈判最终破裂。虽然张治中原本打算返回南京，但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并劝说他留下，在北京继续工作。经过深思熟虑，张治中最终决定留下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并成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0年后的1958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长沙焚城的事件，并指责张治中和潘公展试图为自己争取功劳，甚至将周恩来的安全置于险境。张治中看后气愤不已，他认为这些说法充满了主观偏见和误解，便写信给郭沫若进行辩驳。两人通过书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张治中本来打算将此事告知周恩来，但深思熟虑后决定通过信件直接与郭沫若沟通。尽管如此，周恩来很快得知此事，中央统战部也要求郭沫若进行更正。张治中在信中强调，起火当晚，他和陈诚住得非常近，大家都处于深睡之中，不可能有扣车的情形发生。而且，他当天晚上还和周恩来通了电话，约定第二天一起用餐商讨事项，根本不存在误导周恩来的情况。张治中还指出，潘公展在火灾发生前几天便已前往沅陵县，因此与这次焚城事件无关。
郭沫若收到信后，也进行了回信，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经过数轮信件往来，二人之间的辩论愈加激烈。直到1959年1月18日，郭沫若第二次回信时表示：“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不久后，郭沫若与张治中在一次活动中见面，专门向张治中道歉，握手言和，表示愿意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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