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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纪念馆内的御碑亭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十九日，奉命以钦差大臣由福州老家前往广西剿办匪患的林则徐，病逝于广东潮州府普宁县。福建巡抚徐继畲、两广总督徐广缙接到禀报后，各自赶紧向清廷奏报。不久之后，咸丰皇帝接到消息，于十一月十二日发布明文上谕：“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由翰林洊历外任，叠蒙皇考简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办云南保山匪徒，调度有方，渥荷恩施，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旋因病请假回籍。朕御极之初，知林则徐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叠经降旨宣召来京。嗣以广西匪徒滋事，特授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令其速赴军营剿办。前据驰奏，已由本籍启程，方冀迅扫边氛，以绥南服。兹据徐继畲驰奏，该大臣沿途劳顿，旧疾复发于广东潮州途次遽尔溘逝。念其力疾从戎，殁于王事，览奏殊深悼惜。林则徐著加恩，晋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

林文忠公祠

上谕既对林则徐逝世表示悼惜，对其晋衔，照总督例赐恤，开复一切处分，要求相关部门查照往例给予相应恤典。于是，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该衙门”——礼部上奏称：“臣等查定例内开一品官病故者，给与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遣官读文致祭，应否与谥请旨定夺。凡与谥者，内阁撰拟谥号，工部给碑价银三百五十两，本家自行建立，祭文碑文交翰林院撰拟，不与谥者祭文文内阁撰拟等语。今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病故，钦奉谕旨照总督例赐卹，应照例给与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交该衙门撰拟，其应否与谥之处伏候钦定，恭候命下臣部行艾各该衙门遵照办理。”林则徐是在上任途中病逝的，照总督例赐恤，总督是从一品官，所以应该按一品官病故的往例赐恤。给予全葬银、致祭银、遣官致祭都是例行公事，关键在于与不与谥，这得由皇帝定夺，所以礼部上奏请旨。咸丰帝接到奏折后，朱批“著与谥”。

林则徐拟谥清单

接到“著与谥”的谕旨后，礼部行文内阁要求拟谥奏请钦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上折称：“礼部文称所有奏请赐恤晋加太子太傅衔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谥号一折，奉硃批著与谥，钦此钦遵移交内阁撰拟等因。臣等谨拟清汉谥号字样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后附满汉合璧清单（满文略）：

晋加太子太傅衔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谥

文忠勤学好问曰文肫诚翊赞曰忠

文襄勤学好问曰文因事有功曰襄

文毅勤学好问曰文强而能断曰毅

文肃勤学好问曰文身正人服曰肃

内阁拟定哪四组谥号奏，当然得根据逝者的出身、任职、事功、风评，尤其要“遵谕旨褒嘉之语”，以此为准来拟定谥号上奏。“谕旨褒嘉之语”代表的是皇帝大臣一生功业的评定，也决定了大臣能得到多少恤典。我们看前引上谕中咸丰皇帝对林则徐的“褒嘉之语”，对林则徐的评价是“宣力有年”、剿匪“调度有方”“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力疾从戎、殁于王事”，全是予以肯定，丝毫没有负面评价。上谕还下旨以总督例赐恤。按照清代谥法惯例，“惟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学士，则虽不由科目，亦得谥文”。林则徐起家翰林，所以谥号第一字为“文”。此时的内阁大学士为卓秉恬、祁寯藻、琦善、赛尚阿、杜受田，卓、祁都是著名“正人”，与林则徐是同道，琦善时任陕甘总督，远在甘肃，对此无力施加影响，杜受田虽居末位，但却是“帝师”，话语权很重。正是杜受田在咸丰刚继位时，大力举荐林则徐“久任封疆，威望素着，所至之地盗辑民安，实有经文纬武之才。现因病奏请开缺，其精力未衰，仍堪大用”，可谓推崇备至。既然朝廷表明了对林则徐充分肯定的态度，内阁大学士的人员组成又是偏向于林则徐，林则徐本身又勋望卓著，内阁最终拟定了“文忠”“文襄”“文毅”“文肃”这四组居于上等的美谥，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咸丰帝

咸丰帝在内阁所拟排名第一的“文忠”上加了朱圈，于是，林则徐谥号“文忠”就这样被定下来。

一般认为，“文忠”在清代文臣谥号位居第二，仅次于“文正”。但按照谥法惯例：“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即“文正”不在内阁拟谥号的范围内，需要皇帝“特谥”。所谓“特谥”，是指不需经由内阁拟定，而是“迳由上谕发表，曰加恩予谥某者”。比如咸丰二年（1852年）协办大学士杜受田逝世后，咸丰下旨说，杜受田是皇考道光帝特意挑选作为自己师傅，授受之际，能够“发明蕴奥，体用兼赅”，自己即位以后，又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足以称“公忠正直”，仿照以前皇祖嘉庆帝特谥朱珪的先例，“无庸俟内阁拟请，着即赐谥文正”。朱珪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嘉庆予以特谥“文正”。杜受田则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而且据说在咸丰被立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咸丰不待内阁拟谥，在礼部上奏请谥后就特别下旨赐谥“文正”。有清一代，文臣中得到“文正”谥号的也就八人而已，即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其中朱、杜、李、孙得谥“文正”，都与他们皆是帝师有关，而汤斌、刘统勋、曾国藩，其为人、立身都得到朝野内外公认，只有曹振镛后世风评不高，总体来说，仍可见清代予谥“文正”之不苟，得谥“文正”之艰难。

杜受田

圈定“文忠”谥号，足以表明咸丰帝对林则徐的肯定。仔细分析内阁拟定的四个谥号，“肫诚翊赞曰忠”，可见“文忠”一谥注重臣德；“因事有功日襄”，“文襄”一谥注重事功，如此前得谥“文襄”的兆惠、明亮、长龄、勒保，都军功显赫；“强而能断曰毅”，“文毅”一谥注重吏事，如谥那彦成、陶澍；“身正人服曰肃”，“文肃”一谥注重个人品德，如谥蒋廷锡、卢荫溥。清代大臣得谥“文忠”者，在林则徐之前，仅有索尼、傅恒等，林则徐后有周天爵、骆秉璋、文祥、李鸿章、荣禄等。索尼、傅恒分别为康熙早期、乾隆前期的中枢首席重臣，能与这两位同样得谥，依照当时的情境、时人的观点，都说明朝廷对林则徐的赞许。咸丰即位以后，对林则徐是非常赏识的，认为他“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当时，咸丰命令廷臣举荐人才，“帝师”杜受田郑重推荐了已经返回福州老家养病的林则徐，此外，大学士潘世恩、礼部尚书孙瑞珍也举荐了林则徐。于是，咸丰先后两次下令寄谕福建督抚探询林则徐的状况，希望他赶紧来京听候简用，颇有求贤若渴，急切任用之意。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罢斥军机大臣穆璋阿时，把他暗中阻挠起用林则徐作为他“妨贤”的一大罪状。在召见臣僚时，咸丰亦屡屡探询，如召见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则“天语及公，谓久盼总未见来”，召见前任工部尚书福州人士廖鸿荃时，亦“垂询及公近状”。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咸丰对林则徐的赏识。因此，咸丰圈定“文忠”谥号，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得知林则徐得谥“文忠”之后，同为福州人士，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庆云在日记中写道：“林宫保赐谥文忠。本朝自傅大学士以后，未有得此谥者，九原有知，可以瞑目矣。”这应该可以代表林则徐乡邦人士和大部分朝野正人的看法。

（来源：2017年第8期《中国档案》·刘文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